【秘档】反右运动之二:放长线钓大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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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大纪元2017年06月20日讯】

  事情正在起变化

  5月10日,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第二版上以“大胆揭露矛盾,帮助党内整风”为题,整版刊登了前两天各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。毛泽东看了这些意见后说:“一些人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。”毛肯定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好的,是帮助党整风,有部分人的意见是错误的,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,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开始改变。

  毛泽东在该版上批示:“少奇、恩来、陈云、小平、彭真同志阅。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,不整风党就会毁了。”“请你们注意上海解放日报、南京新华日报、上海文汇报、北京日报、光明日报,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,这是天下第一大事。”

  5月10日,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,发出《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》。要求“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,特别是右倾言论,目前不要反驳,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。”“我们各地的报纸,应继续去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,特别是右倾分子,反共分子的言论,必须原样的,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,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,这对于教育群众、教育中间分子,有很大好处。”

  5月15日,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文章,题为“走向反面(未定稿)”,后又改为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,并且注明:“内部文件,注意保存。”6月12日印发党内。

  这篇文章,用严厉的措词,对当时整风、鸣放的形式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做出分析,对一些言论进行驳斥,第一次提出了“右派猖狂”进攻的问题,明确指出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。

  文章认为:“最近这个时期,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,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。”但是“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。”

  “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,让他们走到顶点。”“人们说:怕钓鱼,或者说:诱敌深入,聚而歼之。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。”[4]

  其实,毛泽东早就想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了。李锐说:“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,掌握政权以后,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。”[5]

  毛泽东密切关心整风鸣放动态

  5月16日,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《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》,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做了部署:“最近一些天以来,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,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,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,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,引导到错误方向去。此点请你们注意,放手让他们发表,并且暂时(几个星期内)不要批驳,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,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。”[6]

  毛泽东撰写的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和5月16日起草的《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》当时都未公开,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知道。

 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。从5月16日到6月3日,又开了7次会。从5月15日到6月8日,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座谈会,有108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。

  同这两种座谈会相比,高等学校校园里的鸣放就更为激烈。5月19日,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大字报。到22日,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学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。大字报的内容,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,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,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。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用“北京大学民主墙”称呼做了报导。

  这段时间,毛泽东密切关心整风鸣放的动态,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应。

  局势在急剧变化。毛泽东看到“大鱼已浮水面,毒蛇已出动”,反击右派的准备已做好,何时收网,何时出手,正等著寻找由头。

  抓住 “由头”, 毛泽东组织对右派进行反击

  5月25日,民革中央委员、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,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,只许自己提意见,不许人家作说明。会下,他收到一封匿名信,信中说他“为虎作伥,”恐吓他“及早回头,否则不会饶恕他的。”匿名信还说,“共产党如果只认识你这班人的话”,“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。”毛泽东等待的反击“由头”来了。

 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“由头”(这一由头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人工制造的,现在无法查证),组织对右派进行反击。

  6月7日上午,毛泽东同胡乔木,吴冷西谈话,说:“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,而且是民革成员,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。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。现在机会来了,马上抓住它,用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。社论的题目是‘这是为什么?’在大家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,让大家来思考。”[1]

  矛头指向章伯钧、罗隆基、储安平

  6月8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。这是开始反击右派的信号。除上海《文汇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外,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。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。8月以后,《人民日报》又连续发表社论,批驳有代表性“大右派”言论,把矛头指向章伯钧、罗隆基、储安平。

  1957年5月21日,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做了“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,他说:共产党“过去,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,但是,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。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,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、政协、民主党派的意见,就可以少走弯路。如扫盲运动、五年一贯制、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,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,根据材料,多方面地进行讨论,或经过民主党派、高级知识分子、专家的讨论,就会减少损失。如果党内一决定,就那么干下去,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。”

  “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,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,就没有一个设计院。我看政协、人大、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,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。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。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,要事先交他们讨论,三个臭皮匠,合成一个诸葛亮。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,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,制度是可以补充的,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。这样搞,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。”

  章伯钧提议“政协、人大、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,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。”其目的无非是开放民主,扩大民主,并无恶意。通观其全篇发言,并无反对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意思。

  1957年5月22日,罗隆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。他说:“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,让我谈谈对于‘鸣’和‘放’的印象,特别是对马寅初、张奚若发言的意见。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。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,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。这是一。第二,‘鸣’和‘放’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。”发言的最后,提出成立“平反委员会”。他建议:“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,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、五反、肃反运动中的偏差,它还将公开声明,鼓励大家有什么委曲都来申诉。这个委员会包括共产党,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。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:一、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,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,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;二、过去的三反、五反、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,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,使人不敢讲话。有人担心在这次的‘放’和‘鸣’以后,会有‘收’和‘整’。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,要给他们平反,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、五反、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。三、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。有这个机构,敢于打击报复的人,知有所惧;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。他们可以提出控告。这样,既检查了肃反运动中的遗留问题,又配合了整风。

  1957年6月1日,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会上,各民主党派机关报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储安平,以“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”为题发言。他说:“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,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,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,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。解放以前,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。1949年开国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,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,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。后来政府改组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,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个非党副主席,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。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,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,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,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?从团结党外人士、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,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,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?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,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。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。只要处理得当,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。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。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,期望对国事有所贡献。”

  正是这些言论:章伯钧的“政治设计院”,罗隆基的“平反委员会”,储安平的“党天下”,他们三人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,在全国被大张挞伐,认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。

  [1] 吴冷西:《忆毛主席》,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,第39、40页。#

  责任编辑:张宪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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